2019年12月11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60期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83讲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海外顾问郑永年教授为主讲嘉宾，以《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为题做主题演讲。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长年致力于中国问题观察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广泛瞩目。在本次论坛上，郑永年教授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比较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模式、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的关系和异同点。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理事会理事长孔丹先生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教授为郑永年教授颁发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聘书。中国法学院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黄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杨光斌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潘维作为评议嘉宾发表点评。国务院国资委李冰局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孔庆江教授及商学院师生代表二百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教授主持。
图：刘纪鹏院长
刘纪鹏简要介绍了主讲嘉宾和出席嘉宾，并阐释了论坛主题。刘纪鹏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对于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成功的经验和路径，却缺乏系统的总结。郑永年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而且深入中国的改革实践进行大量调研，他的观点和理论对于我们总结改革经验、继续砥砺前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孔丹理事长
孔丹理事长致辞表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致力于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发挥民间智库的独特作用。所谓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郑永年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对西方的认识和判断以及对中美博弈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对中国的理论界乃至中国社会都有非常好的启发作用。
图：马怀德校长为郑永年教授颁发法大客座教授聘书
马怀德校长为郑永年教授颁发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聘书并致辞。他表示，郑永年教授的中国问题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到的见解，其一是他深入中国各地做调研，非常了解中国实际；其二是从海外视角观察中国，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分析问题；其三是他的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在民间广受瞩目，也受到中国官方的关注。
图：郑永年教授
郑永年教授首先从中美博弈入手，提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早已超越经济之争，本质上是制度之争。美国人担心的，并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或军事威胁，而是中国有可能提供西方模式之外的制度选择。他认为，我们今天提倡中国道路，首先就需要“盘点一下制度家底，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度自信的“捧杀”和盲目悲观的“棒杀”都是不可取的。
郑永年盘点了西方模式在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中国知识界有很多西方理论原教旨主义者，对西方模式的反思和批评不足。”郑永年认为，西方模式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内部民粹主义的泛滥和外部民主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中产阶级的萎缩，贫富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剧。而西方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本质上是“计划政治”。所谓“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既假定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人智商、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选择能力都是一样的。由此郑永年认为，如果计划经济的结果是失败，那么计划政治的结果也必然导致失败，因为其预设的前提并不存在。
另一方面，郑永年教授梳理了自秦汉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治理模式的特点。他认为，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与西方就存在显著差异。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为了兴修水利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自然灾害，经济管理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从汉朝以来，中国在几乎所有历史时期经济运行中都兼有三种资本：一是国有资本，二是中小型企业为代表的民营资本，三是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混合互动。也就是近代以来指称的“官办、商办和官督商办”三种经济成分。
在政治制度上，不同于西方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中国历史上始终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即“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从秦朝建立完整的官僚体系到唐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改革，两次重大改革形成强大而持久的政治制度，留下许多今天还值得借鉴的传统。
郑永年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能生存下来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要低估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存在2000多年，是经过文明和历史考验的体制。”经济上，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避免了西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政治上，三权分工合作和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避免了今天英国、美国、日本普遍存在的家族政治。
比较了中西之间的差异后，郑永年教授提出，中西模式各有其优点和缺陷，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既要学习西方的优点，但又不能盲目“全盘西化”；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有效有用部分，也要避免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缺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仍然需要在不断的改革中，完善自己的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图：潘维教授
潘维教授点评表示，郑永年教授没有简单地将一个国家的成功归结为制度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当那些国家兴旺发达的时候是这种制度，今天也是同一个制度，它为什么会衰落了呢？潘教授认为，“制度是死的”，是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图：杨光斌教授
杨光斌教授针对郑永年教授的“计划政治”观点提出，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同质化条件，即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共享文化和基本平等。缺乏这三个条件，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杨光斌认为不应局限在当下40年或70年，而应该看到这背后是中国漫长2000年、3000 年甚至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脉相承的。
图：黄进教授
黄进教授在点评中提出五个观点：一、世界这么大，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垄断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模式应该是多元世界中的组成部分；二、中国模式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它既不是复制西方的，也不是延续传统的，而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吸收多种文明成果的融合模式；三、中国模式要坚持人类共同价值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共识；四、法治是人类社会经过艰苦探索得出的治国理念，探讨中国模式不能忽视法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五、探讨中国模式要关注人权、产权和主权，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内部外部问题。
在提问交流阶段，郑永年教授与在场的嘉宾、校内外师生和慕名而来的听众深入探讨了中国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中产及新加坡治理模式的经验等问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热烈的掌声中，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60期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83讲圆满结束。
文/商学院新闻中心
图/商学院新闻中心、尹建峰
